《国际循环》：您在本次大会上做了题为“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临床试验的中外融合”的报告。请您简单谈一谈中国在临床研究方面与国外的合作。
    王文教授：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了与国外合作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的历程。80年代中期，刘力生教授进行了老年收缩期高血压的临床试验，这是中国最早进行的大规模临床试验之一。当时中国曾向国外具有相关经验的单位或专家学习，这些单位和专家给予了中国热情的帮助和指导。到90年代初期，中国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心肌梗死临床试验，纳入15000例心肌梗死患者，数百家医院共同参与。此外，还有脑血管病后降压治疗的临床试验，这些临床试验均以中国专家设计为主，同时听取了国外专家的建议和指导，他们对于中国临床试验的设计，控制和执行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90年代中期，我国与国外临床试验的合作增多，例如PROGRESS试验，该研究为国际多中心，脑血管病二级预防临床试验，共入组全球6000多例患者，中国完成了其中1/4患者的调查，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参与国际多中心研究的一个典型例子。2000年左右，我国又参加了ADVANCE糖尿病降压降糖试验，中国有3293例患者参与，通过参加国际临床试验，我国临床试验队伍的培养、认识以及执行水平的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国际循环》：近年来中国的医疗水平逐渐提高，在国际医疗方面的地位也更加重要。您认为与国外的高血压指南相比，中国指南的特点体现在何处？
     王文教授：1999年在刘力生教授领导下制定了第一版《高血压防治指南》，2005年进行了修订，到2008的11月，又启动了第三版的《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目前已经进行了1年多的时间，如果今年年底能够发布，就将是《2010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的总体思想是修订成符合中国特点的高血压指南，既有先进性，又有中国的特点，还要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我国的国情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有13亿人口，大部分是农民。2亿高血压人群中农民占70%，这就决定了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要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又决定于目前高血压防治的状况。目前中国高血压防治的状况是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均较低，2002年调查结果显示仅为30%，25%和26%。所以目前高血压防治指南应紧紧围绕提高三率的水平来制定。具体在诊断评估和治疗上，还是以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证据来自几个方面：吸收国外临床试验证据的精华，参考中国本身的临床试验证据以及流行病学和队列的研究数据，这些对于我们指南的制定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因此中国指南的制定既要保持先进性，与时俱进，又要突出特点，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高血压防治状况。
    《国际循环》：您认为新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与既往相比将有什么样的改进？ 
     王文教授：2010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还在讨论中，目前已经召开了4次专家组会议，专家们基本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与2005年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比较，2010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进行了一些修订。例如，高血压危险分层，2005年指南分四层，但掌握比较困难，因此决定进行简化。治疗方面，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均需强调，过去可能仅强调药物疗法，而忽略了非药物疗法，即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对于高血压的治疗非常重要。

    《国际循环》：中国高血压患者的数量逐年增加，对于如此众多的患者，如何提高他们的药物依从性，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王文教授：中国目前高血压患者至少2亿，每年新增至少1000万，按照这种增长速度，几年后中国高血压患者的数量将近3亿，即每10人中有3人是高血压患者。高血压患者的治疗，在坚持非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大部分需要选择药物治疗。因为高血压是慢性病，需终身服药，目前的问题在于患者对于高血压长期危害的认识不足，易造成血压反复，从而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如何提高患者的依从性？首先应加强患者教育，让患者认识到高血压需长期控制，不规范的治疗可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其次采取相关措施，如尽量选用长效降压药物，控制24小时血压，也可选用复方制剂，高血压强调联合治疗，对于高危患者可选用两种药物联合治疗，也可选择固定复方制剂，改善患者长期服用药物的依从性；再次，指导患者自测血压，购买上臂电子自测血压计，促进患者按时用药并加强随访，这些举措均可对患者的依从性产生影响。